苍老与寂静——从老有所养到老有优养

养老政策 2018-05-30 10:20www.yanglao9.com养老政策
 抵达老年公寓,约上午九点半。
  进门后,栏杆将道路分叉,两住宅楼分别静立于路的尽头。这两座住宅楼正是老人颐养天年的所在。
 
  步于老年公寓,最直观的感受,大概是“绿”。
  绿色,是这里最显眼的也是最具有冲击力的颜色。
  碧潭绿地,青林阴翳,静处依稀闻得上下鸣声。
  绿色包围着老人们,他们摆弄着一些活动设施,或立或坐。
 
  沿道路左行,1号公寓楼近在眼前。
  进门后,穿过不大的庭院和走廊,便至活动室。
  墙上多有字画、定期举办活动的信息。
  一位老人正在房间中央的桌边读报,见状起身,转而坐至窗边的座位。
  一报,一杯,也随他坐在了光影中。
  
  一墙之隔,两个世界。门外繁华,门内是充满绿色的、蕴含安静力量的生态。
  老人们聚集在一起,慢慢行走、说话、呼吸,就像被降低速度的动画,一帧一帧,重复、回放。
  这样的画面,相比城市中心的年轻与喧嚣,更显不同。
  
  这里是民营机构,但国旗、党旗随处可见。
  也不乏各类标语,“努力让老人过上幸福、安宁、保持尊严的晚年”。
 
  在院办公室的墙上,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“贴士”。
 
  
  院长说,张婆婆患老年痴呆,总认为儿子没有给她交费,便日日来办公室,询问费用是否缴清。为了让张婆婆安心在养老院吃住,办公室便在门口贴了纸来提醒。这样,婆婆前来问询的时候,看到这则“贴士”,也就安心了。
  
失衡:斜坡上的供求跷跷板
  
  65岁的程惠雯有三个子女,尽管眼下与子女同住,但是对居家养老的状况并不满意,希望社区能够完善养老服务。
 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,正遇到她前来咨询入住。她对养老的困境有着很深的感触:
  “现在的情况,社区方面的条件还很差,各家各户都在自己家里面,老人没有接触社会的环境。老人接触他人、社会得少了,性格、脾气、身体各方面都会衰退。托儿所现在到处都是,养老院就比较少。
   “我觉得社会上普遍不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问题。” 养老机构要更多,今后还是有需求;再一个是社区的服务中心,应该大力提倡。
  “我们太有需求了。” 
  
  带着程阿姨的问题,我们采访了渝北区街道办事处马主任。
  “我们现在也提倡社会组织的介入,有社工来关爱关注老年人。这些现在正在逐渐地发展起来。
  “我们街道今年每个社区都要全部引入社工组织,看老人的特殊群体有什么需求,从他们的需求出发,组织一些活动,给他们精神上的慰藉。”
  
  目前,重庆市共有养老机构1400所,养老床位21.2万张,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30张。
  然而,这样的数据并不乐观。
  重庆市失能、半失能老年人已超过54万。还有城市空巢老年人家庭约65万户,农村留守老年人家庭约61万户。
  这意味着,即使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能够承担一部分养老职能,大部分失能半失能老人,仍然需要护理型养老机构来养老,养老机构床位数的缺口仍旧很大。
 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,尽管总体上床位供给短缺,但重庆市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近五年来始终低于50%,近两年来更下降至30%左右。
  床位少,正在使用的床位更少,成为养老供给面临的主要问题。
  
  关于问题产生的原因,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理事、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理事、重庆大学教授陈永进指出,80年代后,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,使得一对夫妻有四个老人要照顾,劳动力的负担加重。而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,青年人面对更大的工作压力,难以将主要精力放在老人身上。
  因此,传统家庭养老的可行性遭到弱化。于是国家提倡这些老人需要由机构养老,以释放一部分压力。
  然而,许多百姓容易将敬老院与养老公寓的概念相混同。
  他们认为多半是无儿无女或孤寡残疾的老人,才会选择去机构来养老。而老人的子女也担心背上不孝顺的指责。
  养老机构的投资和消费,因此也被束缚于桎梏。
  
机构养老:物质与精神两肩挑
 
 
  雷显琼今年85岁高龄。
  头发梳得发亮,衣服陈旧但不着尘埃。床头的瓶瓶罐罐攒了很久,摆放得四平八稳。
  
  “方便、多元”是她对公寓的评价。
  生病了,抬手便可按到呼叫器。烟雾报警器每间屋子都有……她细数着这里的种种方便。
  “住在这里习惯了,就不想回家了。
  “生活非常人性化,感觉很温暖”,这里更像是她的家。
  雷奶奶以前的单位倒闭了,社保为她保证了生活。“没有想到自己老了还能有这么安定的地方,有人接收我们,太满足了!”
  一句“没想到”,她重复了四五遍。
  
  院长介绍,养老公寓的大部分老人是通过熟人介绍了解到这里的。
  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、收入水平相仿,身体健康状况相似。他们大多以自理式养老为主。
  招收老人时,养老院有基本的护理等级评估,以促进护工与老人的了解。这也是养老公寓人性化服务的重要一环。
  
护工:守护者的困境
 
  49岁的李汉琼是一名护工。
  在工作于老年公寓的4年里,李汉琼照顾过的老人有很多。
  
  据她介绍,护工们的排班有专门的轮班制度,按公司规定,每名护工的责任区域(一个楼层或者几间病房)每月一换。
  白天,护工会护理老人起床穿衣、吃饭、清洁身体和活动,晚上巡查过病房和自理生活的老人的房间后,睡在重点护理老人身边。
  养老院里共有10个护工,每个护工照顾6-7个老人。
  “还是有点忙。”
  “在这里做的时间久了,看见这些老人,想到自己也老去。”
  从农村出来的她,说自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,到这里来也算进城打工,老了也可能会回到农村去种橘子,好“求饭吃”(方言,此处意为维持生计,笔者注)。
  接受我们的采访时,在李汉琼身后,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老人多次呼唤她,请求帮助起身,李汉琼没有回应。
 
  另一位护工杨前芬则说:“做这样的工作习惯了,也是一种‘积德’(的事情)。 ”
  到养老院工作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的她,对养老院和老人都颇有感情。
   她坦言:“老年人脾气不一样,(神智也)有的清醒有的糊涂。(所以我)有时候可以让老人开心,有时候又惹老人生气。”
  
  而面对工作的压力,她会告诉自己,(这些)老人是病人,而不是“好人”(此处意为健康的人,笔者注),需要特别理解和宽容。
  “还是自己觉得很多地方没有尽到责任,只能边做边学。(有人)说(我)做得好,其实是做不好的。”
  
  据她介绍,前来探视的家属会对护工的工作进行评价,老人自己则很少会主动提出建议。
  在这里住了4年有余的吕中华婆婆虽然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,但是不愿向护工表达。
  吕婆婆的丈夫卧病轮椅,需要特殊监护。而护工的人数有限,根本不能照顾到所有需要监护的患病老人。
  老伴每个月要换一次尿管,都需要护工帮忙抬轮椅。“如果正好是空闲时候,也能叫来两个护工帮忙”,如果护工都在忙,就只能自己去抬了。
  
  护工也有自己的矛盾。
  她们在工作中也时常会想到自己家里的老人,没有时间像照顾养老院的老人一样照顾他们,心里总有顾此失彼、未尽孝道的愧疚。
  
  眼下重庆市养老护理员缺口达1.5万。
  其中,医生、护士、营养师、康复师、心理咨询师、社会工作师等专业人才尤其匮乏,而取得专业资质的护理员占比不到30%。
  陈永进教授指出,这与护工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环境有关。
  社会的急功近利心态导致一些护理岗位待遇不高而工作压力大,护理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,因此大多数择业者不愿从事老人护理工作。
  他呼吁无论哪个行业,都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,都应得到尊重。
  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,在敦促政府加大投入。机构管理者更应该改善必要的条件。各方统筹才能将工作做好。
  
  护工的心理关怀意识受其自身文化程度局限,目前尚显淡薄,亟需培训和规范化建设来提高。
  在以桂湖老年公寓为代表的民营老年服务机构里,老人的角色定位更像是客户。
  接待室的墙上,老人档案的保密制度公示栏、公寓退费退餐的管理规定、以及从公司利益和法律角度出发的规章制度井然而示。相比而言,这里缺少人文关怀。
 
  其员工评价标准里,优秀员工的标准是“愿将终生奉献给养老事业”“与公寓荣辱与共”“有超越现实物质世界局限之境界”等,难以考量,亦未免有失可行。
  
费用:鱼与熊掌,可否兼得
  
   护工杨前芬坦言:“每天都在服侍这些机构里的老人,觉得他们也很可怜,离不开别人的帮助。(但)即使(这样)也是‘有钱人’才能住到这里来。”
  吕婆婆觉得收费虽然有些高,目前还能够接受,毕竟整个行业都在近几年涨价,水涨船高。
  对于价格与收费问题,护理型养老机构自身也倍感为难。
  将服务定位于中端收入人群,虽然可以响应社会和政府要求,有助于解决养老的社会问题,但其本身会面临一个两难选择——
  为了保证项目对投资者的吸引力,其收费会超过目标客户的平均支付能力;
  为了承担养老的社会责任,收费不能过高,而这又面临着丧失投资吸引力的风险。
  两难之境下,社会对政府扶持与补贴的甘霖,其渴求不言而喻。
  
家庭养老:天伦抑或无奈
  
  73岁的马鸿耘和70岁的古宝荟目前住在北碚市区的某普通住宅区里,与四个在本地工作的子女距离很近,是常说的隔着“一碗汤”的距离。
 
   “有儿孙围绕的地方就是最好的老年生活”,马爷爷笑着对记者说。
  虽然长年居家,但夫妇俩彼此之间相处融洽,也很少与家人有矛盾。
  古奶奶说:“年轻的时候,(身边)有工作中认识的人、社会上认识的人。每天见到的人多了,心情波动可能就大。
  “现在子女独立出息了,我们也不工作了,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。每天和家里人睁眼见闭眼见,(如果)不和和气气的,也伤不起这个肝火。”
  
  居家养老的老人里,也有独居的“空巢老人”。
  张晓淑便独自住在璧山县的老家。老伴去世后,她没有立即搬去城区,与儿子同住,而是继续一人留住在原来的房子里。
  爱人的离去对她而言是打击。
  “可能比较念旧吧……”选择留下来,也是为了守护着那一代人的记忆。
  谈及是否考虑去养老机构,她摇了摇头。
  “我不是很爱去人多的地方,人多了,心里怕。”她说这是过去生产队上的一些遭遇留下的阴影,但不愿继续多讲。按她所说,应该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创伤。
  目前,在她所居住的地方,没有专门能够为老人提供的医疗、救助以及精神援助等方面的社区设施。
  
  对于选择家庭养老的老人来说,养老院的生活离他们既近又远。
     
  家住周口市的张兰芝今年70岁。
  她觉得70还不是一个年老的数字,所以还没考虑过养老问题,坦言自己不太了解养老院。
  她说,如果孩子能顾及,自己生活也能自理的话,还是想和孩子住一起,亲情比什么都好。
  如果生活实在不能自理了,孩子又忙得脱不开身,她才会考虑养老院。
  像是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一样,张兰芝感慨:
  “每个人都想健康长寿,没有健康,自己受罪,小孩陪罪。俗话说‘床前百日无孝子’,(如果自己有一天病重了,)既拖累孩子,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
  “如果有合适的养老院,就选临终关怀式的。”
  80岁的周梅霞和老伴住在一起,子女都在全国不同城市工作。
  她明确表示,自己不会去养老院。
  她认为自己身体健康,不需要别人照顾,也许等以后真的得了重病,等到“快走的时候了”,再去有好的“临终关怀”的养老院。
   “去养老院,孩子容易挂念。”
  
  和这些老人不同,李珂很愿意去养老院养老。
  不过她认为,养老服务里最重要的,是如何保障最后的晚年生活过得有尊严。
  在她理想中的养老院里,每一对老人都有自己的房间,房间配置单独的厨房和洗浴,因为“住养老院就要选择比在家更舒适的条件”。
  然而,当记者告诉她现在这种配置的养老院的收费时,她沉默了。 
  
  接触过的养老院也深深地影响着老人对养老方式的选择。
  张兰芝90岁的婆婆住在乡里的养老院。张兰芝去过那里,觉得环境不错,养老院能提供伙食,还可以自己种菜。
  张兰芝经常看到老人们在院子里活动的场景,夏天在树下乘凉,冬天在日下晒着,有说有笑。
  “比在家里强,”她说,“有的人老伴走了,儿女忙,自己在家里寂寞,不太开心。”
  李珂也说,养老院同龄人多,有共同语言,不会无聊。
  而周梅霞则是另一种情况,问及为什么不愿意去养老院时,她愤懑地回答:“现在的养老院质量不行!”
  她紧接着跟记者讲了一段“亲身经历”:
  “我对门的彭老太太的老伴就是在养老院死的!彭老太太上养老院去看老伴,他拉住她的手说:
  ‘XX啊,你叫我回家吧!我是受不了了!’
  ‘你回家光烦我。’
  ‘我不烦你了,你让我回去吧!’就这样苦苦哀求,还是没让他回家。
  后来在那儿吃饭吃得不好,拉肚子,拉到治不好,就死了,前后就没在那里住上几天。
  我也去过那个养老院,一进屋子,就熏得我受不了,赶紧跑到院子里。”
  不过她也没有把全国的养老院一棍子打死,她承认,是地方小城市的经济条件不行:
  “要说养老院都是老人,大家聚一起唱唱歌、玩一玩,也不错。我这个人很实在,不愿意去养老院就是因为(我们这里的养老院)条件不好。”
  
  张兰芝、李珂和周梅霞都没有和孩子住在一起,原因不外乎生活习惯和作息问题。
  周梅霞拿自己老伴举例子,说:“他的牙都快掉光了,吃什么都得熬烂,能跟年轻人吃到一块去吗?时间长了孩子有意见,这不是给家庭制造矛盾吗?
  “再有就是作息时间,老人醒得早,逢双休日孩子想多睡一会儿,老人起来洗漱不就影响(孩子们)休息吗?
  “其他就没啥了,跟着自己的孩子谁心里不高兴呢?但和孩子在一起,影响了孩子工作、生活,我心里就不高兴了。”
  
  周梅霞最小的孙辈也已上大学,所以她没有照顾孙辈的负担,而张兰芝和李珂都需要不时去儿女家照顾孙子孙女。
  对于和年轻一代的相处问题,她们也各自有难处,不过都认为,毕竟是一家人,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
  
  陈永进教授指出,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是养儿防老,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,家庭养老在今天依旧是大部分中国人的首选。
  
  康德言:老年,好比夜莺,应该有他的夜曲。
  这夜曲实际是交响曲,是社会的交响曲。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和声,善养亲情还是走向社会,还需视演奏者的情况而选择。
  
  只是他们也曾年轻过。“年老”也曾都是别人的故事。
  而如今,孤灯窗外,真的是黄昏。
  而下一个十年,二十年,五十年,我们的黄昏,景色又将几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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